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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家珍是谁 边家珍做过什么 边家珍主要成就有哪些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

人物经历

1981年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

【《孟子》文章特点】 《孟子》文章给人印象最深的印象,首先是它的雄辩色彩。这特点,一是把握对方心理,

1985-1988年在河南大学中文系学习先秦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

2000-2003年在山东大学文学院学习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

研究方向

边家珍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的教学与研究,近年来侧重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方面的研究;有志于弘扬传统学术文化之精华。

卮言 :【zhī yán】 亦作“ 巵言 ”(古代一种盛酒器)。自然随意之言。一说为支离破碎之言。语

主要贡献

他的专著《汉代经学发展史论》、《汉代经学与文学》、《经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以及相关的研究文章,受到了同行专家的肯定。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经学作为汉代以降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有必要被放到显要的位置上;从经学角度来观照古代作家的创作思想与文学观念、理解作品的涵蕴,从而能够更为具体、准确地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及其发展流变的某种内在规律性。 边家珍在《诗经》研究、先秦诸子研究等方面也不乏创见。

首先普及一下SUV的分类:从尺寸上来讲:长度小于4.2米的一般称为小型SUV;长度为4.2到4.6米之间的为紧凑型SUV;中型SUV长度大于4.6米,小于4.8米;中大型SUV长度在4.8到5米之间;而车身长度大于5米的则可称为全尺寸(大型)SUV。(如图)帝豪GS的参数为4440*1833*1560(长*宽*高),轴距为2700mm,所以尺寸上应当属于紧凑型SUV。而城市SUV或者跨界SUV之类的说法,都是国内厂商根据汽车适用的场景自己命名出来的,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如果说把传统的SUV称为城市SUV,把越野车成为越野SUV,所谓的跨界SUV其实是SUV和轿车的跨界车。从这个角度上讲,吉

科研项目

(1)主持1999年省教育厅项目:《先秦诸子研究》。(已结项)

范冰冰用得的安卓手机,至于什么品牌的安卓手机不得而知,但肯定用的是国产手机无疑。而李晨用的是苹果7plus。著名导演冯小刚和香港著名演员余文乐用的金立手机,一方面是他们金立M6的代言人,一方面他们对金立的内置安全加密芯片+超级续航的功能也非常喜爱,所谓“做人做事,安全第一”也很符合他们的格调。同时冯小刚还代言了金立新出的M2017,此时冯小刚应该用的是金立新款M2017手机了。邓超用的是iPhoneSE,鹿晗代言了OPPO手机,可是鹿晗本人用的是苹果手机。张翰用的手机是iPhone7plus。

(2)主持2003年省社科基金项目:《汉代经学与文学》。(已结项

大概从《红高粱》《芈月传》《明妃传》开始原先名不见经传的文艺小生黄轩开始走进大众视野2017年到达顶峰《芳华》《妖猫传》一时风头无二只是名利场的娱乐圈又怎么会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又怎么会仅仅因为演技好就能出头毕竟演技好的人太多关键还是靠“贵人”相帮尽管现在红了的黄轩从不承认但蒋雯丽绝对是不能不提的存在如果没有认识蒋雯丽很难说还有没有观众所熟识的黄轩1蒋雯丽是国内很有风情与气质的中年女星她的成名作是《霸王别姬》里面她只有很少的戏份演张国荣小时候的妈妈两分钟的戏被她演得活灵活现也就是在这部电影里蒋雯丽认识了大她12岁的老公顾长卫顾长卫当时是《霸王别姬》的摄影当时两人闪婚而顾长卫的长相即便是在导演里也是

(3)主持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已结项)

香椿和臭椿都有个椿字,但它们可不都是椿树。椿树一般只是指臭椿,香椿并不是椿树。这就好比鲸鱼并不是鱼一样。臭椿属于苦木科,而香椿属于楝科。两者都不是一个科的,又怎么会都是“椿树”呢?臭椿也叫樗(chu1)树,在我国是一个很有历史的树种,因为生长快,树形美观,常常被人们种在房前屋后,或道路两旁。比如北京就有一个胡同叫“椿树胡同”。臭椿是雌雄异株的,也就是说有“公树”和“母树”之分。公树开雄花,母树开雌花,并结果实。臭椿的果实是翅果,就像榆钱一样,成熟之后可以随风飘到很远的地方,靠风来传播种子。臭椿的雌雄树的臭味并不相同,通常雌树臭气更加浓烈,而雄树淡一些。在食物匮乏的年代,也有人把雄臭椿的叶子用开

(4)主持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散文与经学之关系研究》(在研)

著作

(1)《诗经诠译》(合作),大象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2)《汉代经学发展史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3)《汉代经学与文学》,华龄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

(4)《经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形态》,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5)《国学概说》,齐鲁书社2013年8月出版。

论文

在《光明日报》(理论版)、《人民日报》(理论版)、《文史哲》、《孔子研究》、《学术研究》、《中国文化研究》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馀篇,被*复印资料之《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资料之《中国哲学》、《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儒学年鉴》、《中国美学年鉴》等转载、摘编、介绍多篇,一些学术观点为海内外研究者引述。

获奖记录

荣获国家、省、市著作、论文奖多项。1994年荣获市级优秀教师称号;2005年获校级教学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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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家珍,男,汉族,1965年生,河南杞县人。曾任教于河南大学文学院、辽宁师大文学院,现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学术兼职有中国诗经学会理事等。 基本信息 中文名:边家珍 出生地:杞县 民族:汉族 血型:A 国籍:中国 职业:学者 教授 毕业院校:河南大学;山东大学 代表作品:《汉代经学发展史论》 籍贯: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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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虽然本人是一名大一新生,但是材料专业涉及的范围很广,所以本人上的课见的老师挺多的。关于蹭教授的课,本人分三种。第一,你想听生动活泼的课,你真的可以选择军理老师李传道的军事理论课,上课气氛特别好,是大学老师里面唯一一个可以让我目不转睛的老师。而且上课内容并没有因为搞笑而失去质量。在李传道老师的课堂上,我真的听懂了那些曾经高大上的国际军事。他的每一个动作基本上都是笑点,特别是他一个人演各国讨论的时候,真的是一个人撑起一台戏,哈哈哈哈哈。十分建议学弟学妹们来蹭这位老师的课。

第二种呢,就是高质量,内容特别硬的干货课堂。本人强烈推荐本人的英语老师陈伟(女老师,哈哈哈哈)。她特别的负责,而且因为有出国的经历,对外国的语言、文化都特别的了解,上课让你受益良多。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学员的大牛老师的课了。无机研究所孙康宁教授,1975年-1976年山东沂南县车辆参加工作; 1976年-1979年于山东工学院锻压专业学习; 1979年-1985年留校后在山东工学院第二机械系金工教研室任教; 1985年-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材料工程系,获工学硕士学位。 1989年-1997年山东工业大学金工教研室暨无机非金属材料教研室,任讲师、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1997-2000年山东工业大学教授、金工教研室暨无机非金属材料教研室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在职博士研究生,2000年获工学博士学位。 2000年-2008年,山东大学材料液态结构及其遗传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陶瓷省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8年-至今,工程陶瓷省重点实验室主任。成就很多吧,我喜欢这个老师的原因是他讲课特别的清楚,让我们这些初学者能够听懂并且产生兴趣,这绝对是一种能力。

(图全是本人自己在兴隆山校区实拍)

卮言 重言 怎么读

卮言 :【zhī yán】 亦作“ 巵言 ”(古代一种盛酒器)。自然随意之言。一说为支离破碎之言。语出《庄子·寓言》:“巵言日出,和以天倪。”

重言 : 【chóng yán】 谓为世人所尊重者的言语。意味深重,语重心长的话。再次说。口吃。修辞方式之一种。

庄子为文擅用“三言”——“寓言”、“重言”、“卮言”,庄子自己也曾说他的文章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何为“寓言”?凡是出自虚构、别有寄托的语言,无论是禽言兽语,无论是离奇故事,无论是素不相及的历史人物海阔天空的对话,都属于“寓言”之列;何谓“重言”?凡是重复——也就是援引或摘录——前贤或古人的谈话或言论,都属于“重言”之列,至于这些前贤古人是否讲过这些话,无从考证,通常都是庄子为了增加自己言语的说服力和权威性而假借这些古人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何谓“卮言”?“卮言”就是那些写起来行云流水,读起来酣畅淋漓,给人以浪漫主义美感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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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卮言:郭象注曰:“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为彼之从,故曰日出。”成玄英注曰“卮,酒器也,日出,犹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无心之言,即巵言也。” 成又曰:“卮,支也。支离其言,言无的当,故谓之卮言也”。二说不一。今人边家珍《<庄子>卮言考论》中则说卮言是“合道之言”。卮言,大概是那些随意发挥的,行云流水般的、得意忘言的阐发道体的言辩。

二、重言:一般有两说。“重”者,借重也。也就是重复,即援引古代名人贤士的话。另一种是“重要”之重。今人王丽梅《<庄子>寓言、重言、卮言正解》中则认为,重言,是一种类比、博喻的表达方式。

孟子散文的语言特点?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文章议论风发,文辞华赡,气势磅礴,奔放不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20世纪以来,传统经学瓦解,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关于《孟子》一书,研究者认为,今存内七篇其体式虽不脱语录窠臼,但“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1](P316);成书方式亦与《论语》出于*和后学众手“论纂”不同,而是由孟子“与万章、公孙丑等亲炙*一次纂成,故全书一致耳”[i2];论说方式与《论语》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见志”的“陈述”有异,而更多带有战国之文的“论辩”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学”性而著称。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家”之首[3],刘大杰称扬:“当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世很有影响。”[4](P81)纵观20世纪的《孟子》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泛,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是从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展开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着重就《孟子》散文艺术,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孟子》文学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前瞻,以期为未来的《孟子》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特色与技巧研究

关于《孟子》的语言特色,一般认为与《论语》基本相同,属语录体,而多由对话所组成,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比《论语》更有文采和富于气势。柳存仁认为,《孟子》之“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5](P70)刘大杰认为:“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4](P83)谭家健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一文[6]对孟文语言艺术特征作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认为:孟文语言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明白晓畅”,这是因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词汇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镂,精辟准确地使用词汇,平实浅近,干净利落,“有一种爽朗明快的风格,给人朴素自然的美感”。谭氏并由人物语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认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泼辣大胆的个性”,“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风格”,“基本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作为议论散文,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无法描写繁复的活动,主要是利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通过孟子自己说的话,“塑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50年代初中期人们大多只注重诸子散文思想内容的评判,而忽视其艺术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谭氏之论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语言入手把握论说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亦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杨公骥认为,《孟子》的“语言严谨而流畅,委婉而犀利,雄恣而细致,在生动泼辣的语言中,流露着强烈而鲜明的感情”,使“孟子的性格活现在纸上”,从而充分地表现了孟子的个性特征[7](P354)。一些研究者从修辞技巧运用的角度分析了《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罗星明撰文认为孟文大量地使用排偶句式、重复对比以及实词、虚词的交错搭配,使语言既简洁精炼又概括性强,“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8]章沧授认为孟文通过书面语的口语化、引俗语入文、释古语通俗化等方法,形成了“平朴自然,开口见心”的语言艺术风格;加之“具有自如娴熟地驾驭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从而“准确凝练,辞简义丰”[9]。边家珍也指出《孟子》具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其语言“晓畅明白,通俗易懂,确如泛舟中流,优游自如”[10]。贺友龄《漫话〈孟子〉的语言风格》[11],联系具体作品分析了孟文“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认为《孟子》文章朴实通俗而不粗浅俚俗,是因为其极重视“文采”,从词语的锤炼,到句式的选择,以至篇章结构的安排,都是“极见功力的”。此文分析颇有深度,立论平实而新颖,在孟文语言艺术研究方面较有特色,值得注意。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激烈争辩的现实需要和策士纵横文风的沾染,使《孟子》与《论语》的“慎言”间拉开了距离,而呈现出雄辞激越和气势磅礴的风格。鲁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12]张振镛认为:“大抵孟文以闳肆胜。”[13](P26)郑振铎认为,孟文“沾了战国辩士之风”,因而“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钱基博ii认为:“儒家之文,至《孟子》而极跌宕顿挫之妙。”[15](P33)均含有对孟文由“繁辞”而形成的语言风格认识的意思,对此研究者多从修辞的角度作了探讨。谭家健认为,孟文喜欢运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复重叠的句型,“使文章的如长江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造成浑灏流转,滔滔不绝的壮观”[6]。李泽厚指出:“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的逻辑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16](P60)贺友龄具体地分析了《孟子》遣辞造句方面的特点,认为其“行文中那种铿锵顿挫的音节,排散结合的错落句式,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鲜明的节奏性和优美的音乐感,使人感到作者笔端凝聚着的*,使人受到感染,受到启迪,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11]章沧授把孟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概括为“气势磅礴,雄健有力”,其表现有三:1、语句排比而起,连贯成篇,“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列尽事理,千言不穷;3、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水到渠成,迎刃而解[9]。侯爱平、吕玉玲《论〈孟子〉和〈战国策〉说辞的共同特色》一文[17]通过二者的比较认为,战国时期以“辩”为特征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二者语言上的共同特色,一是善于揣情摹意,引人入彀,以利害打动人心,二是体现出文学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特色。文章着眼于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光明正大的孟子之文与“逆探巧合”的纵横家言之“异”,而二者的貌合神离正是孟文语言艺术特色之所在。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对此研究者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郑振铎认为,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刘大杰指出,《孟子》文章在说理论事时,“偶尔举例取譬,时时露出一种幽默”,如牵牛过堂、齐人妻妾诸段,“实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和讽刺”,“显示出散文的活泼和机智”[4](P83)。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因此,《孟子》的比喻“既有高度的艺术性,又结合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分表现了伟大散文家的艺术匠心”[6]。杨公骥认为,孟子尤为擅长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情感联想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抒情的”[7](P354)。徐立认为,《孟子》设喻取譬不仅数量多,而且丰富生动,“孟子设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出于杜撰,有的是当时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幽默;有的一语破的,有的妙喻成串。”[18]章沧授分析了《孟子》用喻的具体情况,认为孟文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因此,作者认为:“孟文用喻,自如娴熟,摇曳多姿。”[9]管仁福《孟、荀散文艺术比较》[19]iii,通过比较论析认为,孟文用喻不仅多而广,而且比喻手法富于创造性,作者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设喻,既有针对性,又妙趣横生,同时孟子的比喻富于想象力,并且通过与对比手法结合,以一些超乎常理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从上述可知,对孟文擅长的譬喻手法的研究比较深入,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意义。

二、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20](P112),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15](P33)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21],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22]、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23]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分析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6]。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一文[24],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孟子“嬉笑怒骂,感情毕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其论辩具有“若决江河”、势不可挡的“气势”和锋芒毕露、万物披靡的“词锋”;行文以畅达详尽取胜,运用了“逐层疏解,不怕反复,多用排语,重言申明”的铺排手法,“具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气概”;“不得己”而辩的现实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讲究辩论技巧”,论辩中往往采取诱敌深入因势利导的欲擒故纵方法,形成咄咄*人的气势,加之严密的逻辑推理,引导对方,使其渐入彀中,陷论敌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使其无可置辩,甘心折服。徐立《孟子论说文的特色》一文[18]称孟子在论辩中“表现了自己的论辩技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雄辩滔滔的辩论家”,“有纵横家的特点”,指出:“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25]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害,步步紧*,势如风雷,三是对比论辩,尖锐深刻,淋漓痛快,从而形成了孟子“锋芒毕露、剜心入骨”的气势与风格[9]iv。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彩[26](P135—139)]。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19]。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27]。

三、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逻辑思辨的发轫时期,《孟子》散文的逻辑性也为人所注目。研究者认识到,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6]。洪波认为,《孟子》“文章的组织与逻辑推理的规则极相吻合”,作者把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归结为:(一)逐层推论法,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二)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三)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四)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文章还认为,与“名辩逻辑学”和“墨辩逻辑学”重在立论不同,“孟辩逻辑”重在驳论,因此作者认为:“辩难体散文,当自孟子始”。[18]

显然研究者已从《孟子》文章的逻辑特征进而到对其文体特性的认识。关于辩难体,50年代中期,罗根泽认为是韩非子所“独创”[28]。到了80年代有研究者认为其“独创”者应为《孟子》。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文的开元者》[29],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孟子》的论辩篇什,“把辞章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形成了“以反驳艺术见长的辩对散文”,孟子以他“量多质高的辩对散文驰名一时”,而“辩对散文,是一种反映人们逻辑思维成果的文体,它以证明、反证明、推理的逻辑方法,阐明基本观点”,主要是“以问对、答辩的方式展开文章,它的针对性较其他‘论’、‘说’体,要求更高,它以驳论为主要的或突出的论证方法。”辩对散文的产生有赖于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孟子的“知言”说,提出和解决了“墨辩逻辑学”中所未提出和解决的驳论问题和方法,“自孟子的‘知言’说出现后,不仅使先秦时代我国朴素逻辑学体系从概念、判断到证明、反证明、推理臻于系统化,而且在我国的文章史与逻辑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把文章学与逻辑学合为一体”;在实践上,“他认真地把我国古代逻辑学的成果运用到自己的辩对中来,使用多种逻辑方法,驳论有力,立论有据,从而使文章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那种高屋建瓴,势不可挡,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赖志明《从孟子“好辩”看其逻辑观》一文[30v]认为:孟子“给儒家的‘正名’学说中注入实际的逻辑内容,把‘正名’主张从*、伦理领域逐渐地引向思维领域,从而使儒家的‘正名’与论辩这一思维逻辑的领域有了更多的联系”,论辩中“很讲究立论与驳论的论辩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他善于抓住论辩的契机和对方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把反驳的重点放在论敌的‘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在辩论中努力指责论敌的谬误”。

学者们在肯定孟文逻辑性的同时,对其不足亦时有论及。张惠仁认为,孟子对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自觉的,因此“在逻辑上必然有牵强附会之弊,有时甚至还使用一些诡辩法”[29]。徐立亦认为,孟文在逻辑方面“没有墨子、荀子那种‘隆正’、‘察类’、‘明故’的科学态度,而有时是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18]根据孟文的特点把逻辑学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这类“跨学科”研究对拓展研究领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和把握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但对孟子逻辑思想的评价,意见尚有较大分歧;对于《孟子》散文逻辑性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回顾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有创获亦有缺憾。仅从以上所撮要列举的情况看,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从起步而蔚为大观,逐渐摆脱了各种束缚与偏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学术道路,其文学价值与地位得到了认识与确立,其散文艺术得到了广泛的探讨。然而相对于哲学思想、社会*主张的研究来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只能说是尚处于起步阶段,无疑尚有不少缺憾。揣度未来的研究趋向,笔者认为当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要对理论上存在一些失误作冷静的符合实际的分析。百年中对《孟子》散文艺术性的确认,所使用的评判标准和术语基本上是用欧美移植来的,并不完全符合其实际情况,因为《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有其独特的内部构成因素,在诸如文体品类、题材内容、形式构造、表现方法等方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先验的理论模式和僵化的思维方法,将会阉割其丰富性,亦不足以揭示其真正成就。因而,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命题,探索出切合诸子散文自身特点的理论表述,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把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应成为新世纪诸子散文艺术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其次,由于《孟子》自身的特殊性,百年中对其散文艺术的研究过多地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重思想轻艺术,既造成了众多的迷误,也造成了研究的浮浅和领域的狭隘,甚至有一些“空白”的领域需要去填补。这方面,徐华龙的《孟子对民间文艺的运用和认识》一文[31][4]或能给人以某种启发。徐文探讨了孟子与民间艺术的关系,指出孟子大量运用了民间故事、神话、寓言、谚语、传说等“劳动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民间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并联系孟子的*哲学思想、美学观点和文章体式对此作了精到的分析,认为所以如此,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孟子有强烈的‘民’的观念”和“为了对话的需要”,这表明孟子“在自觉地肯定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其确有的科学价值。”事实上,在先秦诸子各家文章中都不难发现相同或相似的现象。按照流行的观点,一切文学活动和艺术形式均肇始于民间,因此探讨先秦其他诸子与民间文艺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此,进一步拓展包括《孟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领域,加强理论建设,开辟新的研究思路,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实现新的跨越,将是新世纪《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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