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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海战发生在什么时候 白江口海战历史详解

白江口海战,亦称白村江之战,指的是公元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发生的一次水战。公元663年,倭军(4万2千,有战船1000余艘),唐军(1万3000,战船170艘)在百济白江口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将刘仁轨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住,其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数万日军被杀或溺死。在此次战役中,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此次战役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唐朝、新罗联军取得胜利,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基本信息 名称:白江口海战 地点: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 时间: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 结果:唐朝、新罗联军胜利 交战各方:唐朝 新罗 百济 倭国 各方兵力:唐军13000人,战船170余艘 倭军 42000人,战船1000余艘 新罗军5000人 百济军5000人 伤亡情况:唐军不明 倭军伤亡10000人 百济军不明 新罗军不明 主要指挥官:刘仁轨,安昙比罗夫,文武王,金庾信

背景

白江口之战

白江口之战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句丽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句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句丽“遗使称臣并不感兴趣,对臣下说:“高句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当时的高句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句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
后来,高句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宫把高句丽王高建武也宰掉,“残其尸投诸沟”,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自为莫离支(主兵元师)。这位高句丽种群,“貌魁秀,美须髯,冠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盖苏文每次上下马,国内贵人大臣都争抢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给他当“脚垫”。 
高句丽内变,臣下劝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因丧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诏拜高藏为辽东郡王。不久,高句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乞援。众臣商议,最后李绩力劝征辽。此次征伐高句丽,唐太宗总共攻克高句丽的玄菟、横山、盖牟、磨米、白岩、辽东、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加入唐朝户籍共七万人。新城、建安、驻骅三次较大的战役,杀死高句丽兵四万多人,唐朝将士死近二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七八。但之后寒冷的冬季到来,而唐军将士大都来自关中无法适应辽东寒冷的冬季,而唐军的后勤运输也因辽东寒冷的冬季受到严重影响,最终唐太宗被迫班师。

过程

白江口之战

白江口之战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率陆军六万,水军四万,又发新罗、契丹、奚等国、部兵,进击高句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平)、沙卑城(今辽宁复县),并克陷辽东(今辽宁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陷白崖城(今辽阳东),进向安市(今辽宁盖平东北)进发。高句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句丽及靺鞨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屈,悉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汗不能对”。
高句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
唐军进至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高句丽兵将见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绩一旁也气愤,劝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受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
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安市城是高句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句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
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三十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句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句丽又逃过一劫。
公元655年(唐高宗永徽六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句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公元660年(显庆五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蒙池督护府。北方突厥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句丽和百济。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句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句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句丽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后续

消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不久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退保任孝城。
公元661年(高宗龙朔元年),唐将苏定方又攻打高句丽,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班师。但是刘仁轨上表,表示要继续坚守在百济,高宗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而百济内部发生火并。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扶余福信被杀。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公元663年(高宗龙朔三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纳其言。
百济亡国,下一个肯定轮到高丽,公元668年(高宗总章元年),唐朝大将李勣为师,在泉男生带路指引下,一举踏平高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高丽终成唐朝治地。由于高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

影响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奴还未从中国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沉到白江口水底。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之,人间蒸发了。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当时,倭人好像还没养成临败自己用刀掏肚子的习惯,一系列小矬个子军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五、六万倭奴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跑的跑。
倭国在百济灭完后,接纳了许多的百济难民,在此同时。唐跟新罗之间的对立增加了。受到这种影响,天智天皇制定了称之为近江令的法令群,快速的重整了整个国家体制。到了天武天皇掌权时,其下令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以及律令法等,将日本快速的导向为律令制国家。 接着在701年时,由于大宝律令的制定,日本将国号从倭国改为日本。此时,新国家之建设也告一段落了。

评价

白江口之战,日本大败。此后日本一直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唐朝拜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日本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对中国叫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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