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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陈寅恪为何为青楼女子立传?

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素来是“精神贵族”,穷也罢,富也罢,永远在精神上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发展到极端就是阿Q 式的自欺与自慰。但是,王梵志的诗中则很少见到这种优越感,他能正视自己的不幸,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平民诗人”的意识。我想,这或许是他的诗在初唐以后一直被正统文人视为“下里巴人”,却为民间接受的重要原因。不过,尽管妻室儿女“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邈)诮”,但王梵志是“吾贫极快乐”的,他在斯○七七八《他家笑吾贫》中更是通过一种“深沉的戏谑和痛苦的调侃”来写的。如前所引全诗所述,一方面,谴责了贫富之间的不公平,而另一方面又表现了自己的那种洒脱与豁达的情怀。楼主的话可以从王在穷困中仍能拥有乐观意识入手写吧,毕竟这个对现在的社会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希望我的回答对你能起到帮助,谢谢www.shufadashi.com防采集。

三字经是不是被后人誉为第一奇书

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曾经在垂暮的最后几年写出了一部力透纸背的史学著作《柳如是别传》,他将柳如是誉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认为她“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为后世轻薄者岁厚诬”,所以常常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用这五种物质而不是其他的象征符号来推演呢?可能是通过对自然界的细致观察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得出这五种物质的相生相克正合其意,而以这五种常见物质来阐释,也利于人们的理解。有网友...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毕业论文想写诗僧王梵志,请高人指点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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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说80后的非主流就该看看韩寒 郭敬名等 同是80后的书,可未必适合其他的口味,个人觉得80后应该多看一些如何创业方面的图书,例如马云 因为他说出的话都很经典

请问有哪位知道李氏的最早发源地

至于他跟刘备关系为何如此众说纷纭,而赵云行事风格也确实十分低调。这也可能是刘备的用人之道吧,知道赵云死忠不在乎名利。他犯过两次错误,一次是夏侯兰事件,一次是夷陵之战前进言阻止。刘备死后他开始

现代大儒学家陈寅恪先生也考证唐李宗室不是陇西李氏,因为老子李耳是《新唐书》以前正史中所记载的李姓第一人。《史记》为李耳立传,但对李耳的祖辈竟只字未提,所以,不少史学家以为李耳是李姓得姓始祖。...

请问李姓的主先是谁?

老子

国立安徽大学青楼和古代青楼有什么联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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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为什么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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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应该看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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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为什么当时不出名,现在反到出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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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为何写《柳如是别传》

这些考证却与复明运动应无直接的关系,那么,陈寅恪为何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来细辨河东君艰难处世、择婿人海、为争取婚姻幸福而斗争的过程呢?蔡鸿生、孙康宜等人从女性史的角度提出,这本书的宗旨乃在于...

没有这种说法,只能2113说是中5261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一些后世对三字经4102的解读和看法可做参考1653钱文忠在央视“百家讲坛”谈《三字经》,深入浅出,既奉经典为圭臬,又不囿于陈规,敢于突破传统窠臼,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然而,学无止境,更需异见,限于学识谫陋,自不敢跟钱文忠PK,只是在此浅谈自己对《三字经》的几点看法,以就教于方家。《三字经》里的数广袤的土地和大陆性季风气候的自然地理条件,孕育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导致了中国国家组织的早熟,在纸张出现前二千多年就产生了国家机器,令世界其他文明汗颜。这种特殊的经济模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祖先崇拜、以德治国、安土重迁等是其主要特征。在教育后代上,注重道德礼仪和人文观念的培养,漠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然而,赢秦以前,并非如此。身为贵族,必须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文武不可偏废。《三字经》承继了这一理念,在指出孩童应该学习的具体知识之前,先言“知某数,识某文”,“数”与“文”并举。接下来,不厌其烦地用十二个字来强调“识数”: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钱文忠讲《三字经》的数字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谈到这些简单的数字序列时,只是指出其传达的丰富人文思想,并未深入剖析这些数字背后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对其意义的追溯一般到秦汉即戛然而止。对某些数字的解读亦有偏失之处。下面以“三、五、九”为例,作一点探讨。“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刻的寓意,钱文忠亦指出它的文化意义不仅存于儒家思想中,其他学派也有以“三”为基数的现象。从道家经典《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可窥见一斑。《三字经》的作者以“三”为基数,可谓匠心独运。从今日教育学原理度之,以三个字为单位组成句子,不仅简洁明快,言简意赅,而且达到琅琅上口效果,利于儿童记诵。另一方面,“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表达思想哲学智慧的密码基数,把它融入这部启蒙幼童的著作中显示了始作者的良苦用心。在封建正统思想中,能够驾驭天地人“三才”者便是帝王风范。尤其在汉代一统天下后,经过董仲舒的发挥,形成了一套维护王朝统治的思想体系,鼓吹“天人合一”,将皇权赋予更多的神秘色彩。这种政治话语权的构筑成功后,广泛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思想改造着“三”,“三”也影响着思想。帝王的“王”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也是钱文忠举的例子。但是,他没有继续点出“王”字的最原始意义。汉代许慎所著中国古代字书的扛鼎之作——《说文解字》,便是附会董仲舒的理论阐释“王”字的意义的。“三”也成了许慎破解此字的基数密码。书中引董仲舒言“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当然他也没忘了孔夫子,引圣人言“一贯三为王”。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的解读,认为能打通天地人三者之人便是王,具有强烈的封建社会政治色彩。其实,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将其上溯到它的最初成熟形态——甲骨文后,其义自现。“王”字在甲骨文中的最初样子,是一个手中执钺的人。在远古时代,钺是一种兵器,拿这种兵器的人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后来,钺也便成为权利的象征。古代典籍中有许多记载可以作为印证,如“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权黄戉”。手中执钺(戉)的人——王,一般是部落首领,具有最高权力。钱文忠在讲“三光”时,举的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的例子,在眼下浮躁的学术氛围中意义非同凡响。虽然他并没有细讲学术史,毕竟不能把《三字经》讲成大杂烩;但文中提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恰切中了当下学界之要害。这句话虽然是陈寅恪评价王国维的,但也是他自己一生做人与为学的真实写照。如今,“学术大师”、“国学大师”遍地开花;然而,这些所谓的“大师”不正如传教士自称宿儒一样滑天下之大稽吗?姑且不论他们对于前辈学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已望尘莫及,单是学术贡献,又岂止是“难以望其项背”能够形容的?真正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的大师,书写了“天才”、“地才”之间的“人才”;真正的大师,不用媒体的吹捧炒作,也会与“天大”、“地大”并列为“人大”;真正的大师,不用官方的作书立传,也会“共三光而永光”。谈到五,自然会想到“五行”。“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钱文忠的解释是“古人认为,水火金木土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要素”。此种观点值得商榷。“五行”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有的解释宇宙万物相互关联的模式,类似于原始的系统论。古人用它来推演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水火金木土只是一种象征符号而已;并不是说,古人就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这五种元素构成的。那么,古人为什么要用这五种物质而不是其他的象征符号来推演呢?可能是通过对自然界的细致观察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得出这五种物质的相生相克正合其意,而以这五种常见物质来阐释,也利于人们的理解。有网友也持这种观点。另外,在钱文忠讲五行相克时,似乎有点混乱,既谈“火克木”又讲“金克木”。根据《洪范》、《易》等经典,五行相克的关系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相生的关系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三三得九”,九乃数之极,取六爻三三衍生之数,周而复始,变化无穷。“九”是中国古代最具神秘色彩的数字之一。而钱文忠只以“九族”为例,一笔带过。《说文解字》对于“九”的解释或许滥觞于《易》,云“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九像乙,多了一笔,表示由弯曲变直的状态。“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十比九大,但十是偶数。中国古代文化中,偶数对应阴。因此,九是至阳,处于阴阳转化中的临界状态。阳极而生阴,九九则归一。九寓意阳刚、主导等。所以,皇帝称为“九五至尊”。只有皇宫才能有九龙壁。故宫大殿高九丈九,门钉、台阶也是九的倍数,房间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民间建筑则要避讳九,万不可僭越礼制。在古代中国,以“九”为基数的例子不胜枚举。有关《三字经》里的数字,其中还提到了 “四方”、“四时”、“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 “十义”等概念,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赘言。《三字经》遵循“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于潜移默化中润物无声,调动儿童学习的乐趣,培植情操,陶冶心性。在重新重视人文关怀的新的时代背景下,鉴往知来,以人为本,重读《三字经》不失为一道坦途。《三字经》与人性论《三字经》同《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很大。然而,因其难登学术大雅之堂,历代以来,无论是文坛巨擘还是学界大亨,皆不屑于谈《三字经》。《三字经》貌似简单明了,不像传统经书那样诘屈聱牙,似无太多需解疑释惑的地方。 实际上,《三字经》简单扼要的语言字字珠玑,其背后蕴藏了丰富的哲理智慧和文化信息,将哲学、历史、教育、文化典籍以及人文道德等融为一体,借以点化后学。宋代以降,读书仕进的学子,无论功成名就还是耕读终生,大多是从《三字经》开始步入科举之路的。它对古人的影响之巨,自不待言。对于今人来说,即便未曾读过《三字经》的人,想必对“人之初,性本善”也耳熟能详。“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三字经》以这十八个字作为开篇,显然不是平凡之举。它以人性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从认识人类本身开始叙说,寓意深刻,并且奠定了通篇的基调。关于人性善恶的辩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由来已久,位列四大辩题(人性善恶之辩、义利之辩、王朝之辩、夷夏之辩)之首,诸多思想家见仁见智,激烈争辩。我们最为熟悉的是“性善说”与“性恶说”,其实,古人关于人性善恶主要存在四种看法:告子的人性无善恶之分、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杨雄的人性善恶混杂说。告子认为人性像水一样,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人性之无分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则极力驳斥这一观点,《孟子告子上》就是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的,而这个数千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便肇始于此。孟子认为人性本善。然而,钱文忠认为:孟子并没有说过“人之初,性本善”,孟子对于这一问题的确切意见是人性“向善”,而不是“本善”。这种解释似乎不妥。其实,孟子的思想中是认为人性本善的,性善是人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活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孟子好辩,他试图通过逻辑推理来论证他的论点,结果画蛇添足,导致他以后天的所思所为来论证这一先天的心理活动。孟子在这一点上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孟子提出的论据就是钱文忠认为的“性向善”,实则,孟子主张的是“性本善”,是他自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的代表人物,然而,二人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这难免令后人感到疑惑。其实,荀子与孟子的差别不在于善恶,而在于他们对于“人性”这一概念的界定上。荀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是趋“利”的,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人性就是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而善的一面都是后天习得的。很显然,荀子所说的人性是人的动物性,而非孟子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西汉儒家代表人物杨雄则提出了人性善恶混合的观点。学善则为善人,学恶即为恶人。然而,这四种不同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够提高人性。也就是《三字经》所强调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重点也是在这十二个字上。虽然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但是,司马迁把他们放在一起列传不是没有道理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给我们指出了二人的殊途同归。孟子跟荀子同处于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但是时代背景却相去甚远。孟子处在战国初期,还有可能回复三代的礼乐制度,所以他比较理想化,对社会充满了期望,认为人性本善,人人皆可为尧舜。而荀子则处于战国末期,礼崩乐坏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所以他很悲观,提出人性本恶,要在后天环境中厉行改造。所以,二人虽然截然相反,但都强调后天的习得。《三字经》的目的在于教化,它取人性本善之义,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望。重点在于论述“苟不教,性乃迁”,以“孟母三迁”、“五子登科”、“扇枕温席”、“孔融让梨”等为例凸显人性之美,其良苦用心跃然纸上。管窥《三字经》的教育思想《三字经》作为蒙童读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中国人的案头消失了。无意间翻开这本不起眼的小书,我从那些简约的文字中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引发了一些思考。“性相近,习相远”这句话来自《论语·阳货》一文,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他不轻言人性,因为人性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孔子没有给人性定论,也正是这一点给了后世思想家无限遐想,他只是说人性相近,而后天的习惯与兴趣使人与人之间的天性相去甚远。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曾言,他家的孩子去美国读书,但仍然读中国的四书五经,习毛笔字。他读到《三字经》,也困惑于“性相近,习相远”,说自己越读越同意其中的道理,并让南怀瑾把这句话特别加以解释。可见,对于现代人来说,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已不能够完全理解这本小册子。对于现在的学生,能否给他们完全解释的明白《三字经》,在南怀瑾心中也是画了一个问号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确实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的清楚,这句话包含了孔子深邃的教育思想。在先秦时期,只有贵族才能享受到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学在官府”。孔子则在中国历史上开私学教育之先河,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化思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使得文化下移。“性相近”就表明人的天赋素质并没有太大差别,后天的教育才是关键。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又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而大多数人属于中间层——“学而知之者”。因此,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当时,这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思想言论。同时,“性相近,习相远”也包含了终身教育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孔子的言论中并不少见。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学而时习之”,对终身学习的总结性言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三字经》中的教育思想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即“知某数,识某文”。在上古三代时,中国就形成了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标志的官学教育,儒家讲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便是教育后学要文理兼修的通才教育思想。近来,有关高中文理应否分科的激烈辩论不绝于耳,当然,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主张文理分科的认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把学生的精力投放到喜欢的科目有利于减轻压力;反对者认为,文理分科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愚以为,这种讨论无异隔靴搔痒,问题的症结在于教育体制的落后性。可见,古人是非常注重学生能力的全面均衡发展的,既强调德行,又注重人文素养,而且不漠视技能教育。从《三字经》这样的小册子里,况且能发现如此有益的教育思想。那么,与其争论不休,不如翻翻老祖宗留下的旧籍,或许从中可以获取一些启发。《三字经》与真善美无论是浩如烟海的史籍,还是汗牛充栋的经书,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令世人瞩目。近世以来,西学东渐,中学式微,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鞭挞不遗余力。然而,今日回眸此段历史,许多事情的确做过了头,尺寸拿捏不准。今天,慧眼识珠者又重新拿起“三百千”以育后学,这确实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以《三字经》为例,通读全文便会发现,里面几乎找不到我们可以诟病的地方,并没有封建文化的糟粕,相反,它是在以真善美的境界教育孩子。有的人或许指出《三字经》中有“三纲五常”的思想。“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然而,明眼的人一看便知,此“三纲”非彼“三纲”,我们以往批判的“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后者是董仲舒所宣扬的封建纲常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钱文忠所言,这是“董家店”而非“孔家店”的东西。《三字经》里的“三纲”讲得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三个主要方面。以“君臣义”为例,它秉承了孟子处理君臣关系的思想,即“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义”、“亲”、“顺”这种真情真义无不体现了和谐的思想,而和谐才是美。而《三字经》所讲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做人的基本标准,其道德力量毋庸赘言。《三字经》劝人从善,开篇点明“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众所周之的。其实,从《三字经》整个行文结构上,也能窥见作者“善”的思想意图。读书从经书入手,“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名句读”这是小学的基本修养,因为古书是没有标点符号、注音的,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能力后,开始读经,“小学终,至四书”。然后,“经子通,读诸史”。为什么先读经再读史呢?这就是一种“善”的修养,因为,经是追求微言大义,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操;史书则不是,虽然讲求春秋笔法,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但是历史书中充斥了许多尔虞我诈,阴谋诡计的东西。所以,《三字经》教育人们要先读经,回归善的境界,而后再度史,才能明辨是非,增长学问和智慧。按照中国文化的解读,人性是要“止于至善”的,“至善”是什么呢?它就是最高的美——完美。其实,《三字经》不是一本单纯的识字课本,从一定程度上讲,它还是一本国学概论。虽然,在西方文化中追求善是宗教的内容,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它却是经学要研究的。上有道,下有德,真善美才能够彰显,我们这个社会才会和谐。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三字经》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众所周知,读书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种思维的磨炼,批判与怀疑的精神是对读者的基本要求。成书于南宋时期的《三字经》,几经修订,发展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其思想观点不可能完全公正客观,没有一点意识形态的成分。《三字经》作为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蒙学书,同样属于封建文化的范围,其局限性和落后性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今天重新解读《三字经》的时候,为什么会落于只言其好而不谈其失的怪状呢?首先,《三字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的成分往往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缺失的。例如,《三字经》讲“首孝悌”,或许今天的社会中不赡养老人,对父母不能尽孝的现象实在太多了,以至于矫枉过正。古人经常讲“忠孝不能两全”,忠与孝往往相提并论,《三字经》也不例外,它在讲“孝”的同时,也宣扬“君则敬,臣则忠”的忠君思想,仍未拜托以孝论忠的封建思想桎梏。其中的愚忠、愚孝思想稍辩即明。因此,我们对《三字经》中的孝道思想不加批判地继承与宣扬是不合时宜的。再者,中国古代讲求春秋笔法,史政合一。《三字经》中有关历史的论述,是最具封建意识形态色彩的部分之一。目前,对于《三字经》的作者仍不能完全确定,但它是经过后人不断增补修改的,这一情况是毫无疑义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论“史”的部分。其中,“辽兴金,皆夷裔。元灭之,绝宋世。莅中国,兼戎狄……”对于清朝的描述比较中性,但对蒙元的态度暧昧,而把辽和金称为“夷裔”,应该是后世的蒙元遗民写的;“清世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的版本明显是在美化满清,应该是清朝遗老遗少所为。但无论那种版本,其所承载的史学观是完全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帝王史观。从“盘古开天辟地”的洪荒时代,到“共和兴,民国立”的现代国家,无不突出了帝王的丰功伟业,而完全抹杀了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的功绩。并娴熟地运用“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的春秋笔法,以“寇”、“匪”、“叛”、“逆”等字眼否定了农民阶级的正义性和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另外,钱文忠对《三字经》中“三纲”的解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也引起了众多批评。钱文忠认为《三字经》的“三纲”跟董仲舒的“三纲”风马牛不相及,它倡导的是一种关爱,一种关切,一种道义,而不是绝对的单向控制和服从。《三字经》的“三纲”并不同于董氏基于阴阳互补的“物合论”的“三纲”,事实上,它暗合了宋明理学家所倡导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端专制愚忠思想的。有学者就指出“它并没有超出董仲舒的三纲范围,它和董仲舒的有道伐无道的天理说仍然具有同样的性质和功能,都是用来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制度的”。其典型的例证是,《三字经》说的“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来源于《礼记礼运》篇的“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三字经》将父慈子孝的双向交流变为儿子对父亲感恩的单向情感。谈史论人,多难以持平公正,何况我们谈论的对象又是广博精深的中国文化。本着一种对传统文化负责任的态度,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三字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似毋庸赘言矣内容来自www.shufadashi.com请勿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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